镇独掌二十万多兵力使其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。
也有人说安禄山起兵完全是被杨国忠所逼。
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,拥兵边陲,其手下骁勇善战,甚获玄宗宠信,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。两人因而交恶,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。安禄山久怀异志,加上手握重兵,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。
隋唐以来,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、奚人,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,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。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,互相歧视,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,作为反唐的亲信。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,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。在他的收买下,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“二圣”。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,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。
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,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,统治者内部的矛盾,********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首先是经济矛盾。
唐玄宗开元时期,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,出现了盛世的局面,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,也加速了土地兼并,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。均田制破坏,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。加之,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。从开元末年,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,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,任意挥霍,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,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。杨氏兄弟姐妹五家,声色犬马,权欲熏心,过着荒**烂的生活。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,使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。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,税收急剧减少,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奢侈的榜样而逐渐增多,国库入不敷出。政治的腐败影响到军队,招募的兵士多是无赖之徒。
其次是阶级矛盾。
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,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。唐玄宗后期,“口有蜜、腹有剑”的奸相李林甫,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。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,培植党羽,把持朝政。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,更是一个“不顾天下成败”,只顾循私误国之人,他公行贿赂,妒贤忌能,骄纵跋扈,不可一世。奸臣当道,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,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,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。此外,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,也素有裂隙。内外交错,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、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。
然后是民/族矛盾。
民族之间的矛盾,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隋唐以来,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人、奚人,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,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。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,互相歧视,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,作为反唐的亲信。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,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。
玄宗对国家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,反而不合时宜地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。政治腐败与黑暗,激发了将领贪功求官的欲望。为了挑起战争,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,加官进爵,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,使得边境战乱不断。初期形成的边境安定局面被打破了,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,开战后互有伤亡,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。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,致使本该平息的与西南的南诏国冲突日益升级,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。先后战死、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。
最后是内部矛盾,这也是历代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,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。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,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。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,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、牢不可分的关系。加之,开元以后,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,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,至于“既有其土地,又有其人民,又有其兵甲,又有其财赋”,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到天宝元年,边军不断增加,达到四十九万人,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,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,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二十万人。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,而且质量太差,平时毫无作战准备,打起仗来,不堪一击。节度使的日益强大,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,到天宝末年,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。
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,而是必然的结果,没有安禄山,还有王禄山、黄禄山……,根本就是无可避免。
唐朝大伤元气,开元年间的“鼎盛”被挥霍怠尽,只剩下了繁荣的表象,大厦早已摇摇欲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