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价格是最浅的表象，对涨跌下注是小孩子的游戏

    第二章　价格是最浅的表象，对涨跌下注是小孩子的游戏

    世界一家用3个点的保证金和1个点的溢价都没干掉我，据说他们将采用更加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，而且他们已经暗示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做我的生意了。所以我决定去纽约了。这样我就可以在纽约证交所的贵宾单间里真真正正地做交易了。我不想去波士顿，因为波士顿也算分部，行情还得靠电报传递。我想靠近源头。这样，21岁的我来到了纽约，身上所有家底加起来共2500美元。

    我曾经说过，我20岁时就有一万美元了，在美国制糖交易中的保证金就有一万多。但我并非总能赢利。倒不是我的交易方法有问题，我的方法很完美，赢多亏少。如果我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就有七成的胜算。18实际上，只要我先确定自己是对的，然后再出手，一般都能赚钱。我失手的原因是不能足够坚强，坚持自己的游戏规则：市场信号出现之前，不要出手。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掐准时间，但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个道理。这也正是华尔街上众多高手失足的原因，他们绝不是一般的傻瓜。

    一般的傻子，随时随地都在犯错。但还有一种“华尔街傻瓜”，认为自己要不停地交易才行。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交易，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知识保证自己手手都高明。19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件事。只要我根据经验仔细解读行情，就能赚钱，而只要犯傻我就一定会输。我也是人，也会成为华尔街傻瓜，不是吗？在纽约证交所，巨大的报价板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，客户们忙着交易，眼看着手里的交易单变成钞票或废纸。于是，寻求刺激的欲望压倒了理智。在投机行，保证金有限制，玩不长，人很容易出局。但在华尔街不一样，人们可以泡在股市。不顾股市背后的大环境，频繁地操作，是华尔街上甚至大量专业人士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他们把股票交易当成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，总觉得每天都该赚些钱回家。不过请原谅我，当时我还小，并不懂得我后来学到的经验，那些经验让我在15年后，可以苦等两个星期眼瞅着一支本来就看涨的股票上蹿30个点才放心买进。

    当时我钱紧，一心想东山再起，我输不起，所以玩不起鲁莽的游戏。我选择等待，因为我必须是对的。那是1915年发生的故事，但说来话长，咱们得另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说。

    咱们还是言归正传，说说我在投机行赚了几年后又眼瞅着丢掉大部分战利品之后的故事。（当然，投机行那几年也不是我干蠢事的唯一阶段，一个作手必须战胜自己心中很多昂贵的敌人。）总之，我揣着2500美元到了纽约。这里投机行是非法的，证交所和警察局把它们关得不能再死了。而我也不想再在投机行做了，我只想找一个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地方，除了本金之外别无其他束缚。我本金确实不多，但觉得总有改变的一天。一开始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可以不被黑的地方。于是我来到了证交所的一个会员公司，它在我的家乡也有分部，不过早就倒闭了，我还认识分部的几个职员。我没待多长时间，因为我不喜欢其中一个合伙人，于是我来到了艾德·富乐囤公司。

    想必艾德·富乐囤公司对我早年的战绩有所耳闻，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叫我的外号“少年杀手”。我长得年轻，到现在也还这样。这在某些方面不是好事，很多人都想占我的便宜，但这也让我学会了自强。在投机行的时候，那些人看我年轻，都认为我是个碰运气的傻小子，不过这也是我总能打败他们的原因。

    但是，不到半年，我就破产了。我频繁地做交易。人们说我总能赚钱（我猜我的交易佣金可能都是一笔巨资了），也真的一度赚过不少钱，但最终还是输光了。我非常谨慎，却注定会输。我可以告诉你原因：之前在投机行里的骄人成就注定了我会亏损。

    只有在投机行里，我那套交易方法才能赢，因为在投机行，只是根据价格的涨跌下注。我只需要看行情就够了。我买进时，价格就在报价板上，就在我面前；甚至买进前我就知道自己的成交价，而且想卖立刻就能脱手。由于是即时交易，我总能成功切到头寸，瞬间套现或止损。比如有时候，我确信一支股票会涨至少一个点。我不会让自己太贪婪，我会设定一个点的止赢点，本金加倍，一眨眼就赚双倍的钱；或者我就设置半个点的止赢点。这样每天做一两百股，一个月下来也是笔不错的收入，对吧？当然，这套策略的现实问题就是，没有太多的投机行能够承受这样稳定且巨大的损失，即使有这个能力也不愿意承受。他们才不会允许一个品位如此之差的顾客，在自己的店里天天赢自己的钱。

    总之，投机行里那套完美的策略，在富乐囤公司失灵了。在投机行，人们只是在模拟股票买卖；而在富乐囤，这是在真正交易股票。当报价器显示美国制糖105点时，我能预测它会跌3个点。但此时交易所场内的实际价格可能已经是104或103点了。当我发出放空1000股的交易委托去场内执行时，价格可能已经更低了。我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价位成交的那1000股，直到我从营业员那里拿到交易报告时才能知道。同样这笔交易，换在投机行，我肯定能赚3000美元，可到了正规证券公司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了。当然，我举的是个极端例子，但事实就是，富乐囤的报价器里，价格总是慢半拍，而我还在用从前的策略做交易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    更糟的是，如果我的交易量很大，我的卖单本身就会压低股价。而在投机行里，我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交易会对股价产生什么影响。由于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了，我在纽约输得精光。我亏钱倒不是因为纽约的游戏是合法的，而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游戏的规则。

    人们一直说我善于读盘，但对行情的专业解读能力并没有救得了我。如果能在场内交易，也许情况会好得多。在场内交易，也许我就能根据眼前的情况迅速调整策略了。但我现在的交易规模会对价格产生影响，我的策略还是行不通。

    总之，我还没有了解股票游戏的真正玩法。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，很重要的一部分，这部分对我来说一直很有价值。我掌握了那么多，还是输了，那么，那些新手还怎么赢呢，或者说怎么赚钱呢？

    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交易方式出了问题，但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。我的交易策略有时会非常成功，但突然又连遭打击。但是别忘了，当时我只有22岁，不是我偏执，不想弄清问题所在，而是在那个年龄，没人懂得太多。

    公司里的人对我都很好。公司本来对本金有限制，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玩，但老富乐囤先生和公司其他人对我都很不错，所以，六个月的频繁交易后，我不仅把带来的和新挣的钱全部输光了，还欠了公司好几百美元。

    我这个第一次背井离乡的小毛孩，在纽约输了个精光。但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，而是玩法出了问题。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，我从不抱怨市场，从不责备行情。责任永远不在市场，抱怨市场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    我着急重返交易，于是一分钟也没耽误，直接去找老富乐囤说：“我说，艾德，借我500块吧。”

    “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我急需用钱。”

    “干什么呢？”他重复道。

    “当然是做本钱。”我回答。

    他皱起眉头：“500美元？你知道，保证金是10%，也就是100股1000美元20。你最好还是记账多拿些吧……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不，我已经欠公司人情了，不想再记账了。我只想借500块，出去赚一圈就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你打算怎么赚？”老富乐囤问。

    “我会到投机行里去交易。”我告诉他。

    “在这儿做吧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我说：“不，在这里我没把握一定能赢，但我确定在投机行可以赚钱。我了解那里的游戏规则。我感觉自己在这里的交易好像哪儿出了什么问题。”

    他借给了我，我离开了富乐囤。在这里，我这个“投机行的少年杀手”输了所有的财富。我不能回老家，因为那里的投机行都不接我的生意。纽约也不行，因为这里没有投机行。有人告诉我90年代的宽街和新街有不少投机行，但我需要时它们却已经消失了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决定去圣路易斯；据说那里有两家大投机行生意很大，在整个中西部都有名，他们利润一定不错，因为在几十个城市都有分号。实际上，人们告诉我没有任何东部投机行能在规模方面和它们相提并论。他们公开营业，最奉公守法的人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做。一个老兄甚至告诉我，其中一个老板是商会副主席，但不是圣路易斯商会。总之，我带着500块去了那儿，想捞点儿本钱回到纽交所会员艾德·富乐囤公司做本金。

    到圣路易斯后，我先去了酒店，梳洗一番后就去找那两家公司。一家叫多兰公司，另一家是特勒公司。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它们。我一定要谨慎再谨慎，确保绝对安全。但我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来，揭穿我的身份，因为全美国的投机行都听过“少年杀手”的名字。投机行就像赌场，专业玩家的故事会立刻传得到处都是。

    多兰公司比特勒公司近，所以我先去了那里。我希望能尽量不露声色，在他们把我赶走之前尽量多做几天。我走了进来。交易厅大得惊人，至少有几百人在盯报价板。我心里窃喜，有这么一大群人做掩护，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了。我站着看了一会报价板，仔细看了一遍，选好了我要做的第一支股票。

    我环顾四周，看到交钱下单的窗口。下单员正在打量我。我走过去问：“这儿是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哥们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我也可以交易吗？”

    “只要你有钱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啊，我有啊，我有钱！”我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吹牛的小伙。

    “你有？真的？”他笑着问。

    我装作气愤地问：“100块能买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你真有100块，就能买100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有100，当然，我还有200呢！”我对他说。

    “哇，天啊！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那你给我买200的吧。”我大声说。

    “买200的什么？”他问，不再嬉皮笑脸，因为现在是生意了。

    我又看了看报价板，装出使劲动脑筋猜的样子，告诉他说：“买200块的奥马哈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。”他说。他收了钱，清点后给我开了单。

    “怎么称呼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贺拉斯·肯特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把单子递给我，我走开，坐在顾客中间，等着股价上涨。我操作迅速，当天就做了好几笔交易，第二天照旧。两天我共盈利2800块，心里暗自祈祷他们能让我在这里做够一个星期。照我的速度，一周的战绩将很不错，然后我就可以再去另一家，如果运气好就能再做一周，我就可以攒点本钱回纽约了。

    第三天早上，我羞怯地走向窗口，要买500块的B.R.T.。营业员对我说：“我说，肯特先生，我们老板想见见你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明白游戏可能结束了，但我还是问他：“他见我干啥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他在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在他的办公室，从那边进去。”他指着门说。

    我走了进去。多兰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他转过身来，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：“请坐，利文斯顿。”

    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，也许是他查了酒店的入住登记簿。

    “您为什么要见我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听着，小伙子，我不想和你过不去，明白吗？一点也不想，明白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，我不明白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从转椅上站起来，一个超级大块头。他对我说：“你过来一下，利文斯顿，过来吧。”他边说边走向门口，打开门，指着交易厅里的客户问我：“你看见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看见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那些人。看看他们，小伙子。那里有300个人，300个蠢货！他们养活我和我的家人，懂吗？300个蠢货！但是你来了，两天就赚了我两周才能从他们身上切的头寸。生意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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