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。
开中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,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。开中法实行后,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,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。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,不仅粮粟,凡属国家急需物资,皆令商人输纳中盐,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,如纳马中盐、纳钞中盐、纳铁中盐、纳布中盐等等。总之国家需要什么,就开中什么,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。
后来盐法崩坏,产生了纲盐。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,自宪宗成化以后,吏治日益败坏,盐法亦日趋紊乱。
成化末年,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、浙盐贩卖,谋取大利,导致官盐卖不出去。弘治十五年,奸商通过皇帝的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,每引纳银五分,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,听其贩卖,竟得到皇帝的同意。明中期盐法败坏,关键在于皇帝有法不依,偏宠权贵。官宦借权力寻租,转卖批条,坐收巨利,受苦的是老百姓。
万历后期,实行纲盐法,即由万历前的民制,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、商运、商销。
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。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,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,编成纲册,每年以一纲行积引,九纲行新引。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“窝本”,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,无名的不得加入。从此官不收盐,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,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,并得世袭。
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,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。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,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,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。但实行过程中,也产生了新的问题,即官商勾结,权钱交易,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。
权贵垄断盐利,政府肆意搜刮,加派频繁,使引价日增。天启元年,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。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,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,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。商人纷纷贩卖私盐,再加上令盐课改折,灶户改纳盐为纳银,征非所产,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,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。
在去年盐税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。在明朝前期、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。盐税收不上来主要是进了地方豪强的口袋里。
冯铨说起盐法来头头是道,对地方上买卖私盐逃避税赋的手段了然于心。皇帝听得心惊胆战,朱由校听完以后沉默良久,对冯铨问道:“你的万贯家财也是靠卖私盐挣来的吧?”
“回皇上,微臣只是误入贼船而已。”冯铨解释道。
“朕明白了,朕不会拿走你们父子的性命,朕等着你家的三十万两赃银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,你父冯盛明年龄大了,就不要再做官了,你继续在翰林院待着吧。朕以后还有用你的时候。”
“陛下鸿恩浩荡,微臣感激涕零。”冯铨跪在地上叩拜谢恩。
然后皇帝让冯铨退下,此时已是深夜,朱由校回到乾清宫沐浴之后就入睡了。
之后几天,派出去调查袁应泰钱粮用度的杨鹤写了一份奏章回来,说明了袁应泰的钱粮用度都是用于公务,造福于百姓,没有私自贪污的现象。杨鹤还汇报今年的北直隶粮食生产是一个大丰收。天子听了心里高兴,他下旨命令御史杨鹤监督北直隶各地知府知县,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收购粮食,以免粮贱伤农。
外派去济南收取船只的王阳武带着重伤回来了,堂堂的大明锦衣卫千户竟然受到了匪徒的袭击。这消息真让皇帝有些震惊。
好消息是,他们还抓回来两个贼人,经过一番严刑拷打,匪徒的身份基本调查清楚。
锦衣卫的大刑总是能让人变得非常诚实。这些杀手是山东当地的江洋大盗,这伙强盗外号叫一窝蜂,是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,官府张榜通缉了几年都没抓到他们的一根毫毛。
否则的话,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千户王阳武也不会被他们打得这么狼狈。被抓的一窝蜂俘虏交代罪行,他们是被王与玉王公子雇佣来杀王阳武与铁媚的。王与玉是现在的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的儿子,就是当初皇帝在济南遇到的那个强抢民女铁媚的恶少王公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