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叶灵。
吴酒一杯春竹叶的叶,天时怼兮威灵怒的灵。
诗集齐了幽静绵远与浩然大气,单看名字却像个玲珑的姑娘。
给我起名字的父母,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文化人。
我的父亲是一名戏曲演员,在墨城当地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角儿,母亲是公安大学的图书管理员。
我在家排行老二,上头有个哥哥。
父母有着儿女双全的美好愿望,希望二胎是个女孩。据我妈说,怀我的时候各种反应也验证了应该是个女孩。
应该。但不是。
我出生后,他们才发现性别跟预想对不上,于是只好在起名的时候下功夫,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。
他们不知道的是,因为这个名字,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得可不太好。
那时候对男人,还没有“娘炮”这个形容。身边的同龄男孩老是叫我“小姑娘”,不跟我玩。
幸好,我也不爱跟他们玩。
我很小就跟父亲学唱戏,每天早晨五点和哥哥一起,被父亲从被窝里拎起来,下午放了学,别的孩子写完作业就四处去玩。我不行,还要加晚课。
父亲是典型的严父,而母亲,直到我出狱,她在我的印象里才有了一些存在感。
哦,对了,重要的事,我有前科,曾经被判入狱13年。
入狱的原因是打架斗殴,致人伤残。
至于打架斗殴的原因,其实挺不值一提的,无非被几个坏小子欺负急了的反抗。
那是1998年,古惑仔里的打架斗殴行为在年轻人看来是个性,是血性,是向这世界挑衅的方式。甚至,帝都青年在后海茬架是一种流行。
当然了,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推脱责任。我只是想更透彻地说明自己当时的心境。
我被几个坏小子欺负了,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。
像我这样性格孤僻成绩又不好的孩子,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原本并不稀奇,我已经习惯了。
可进入高三以后,他们辍学了,成了真正社会青年,欺负人的手段自然也就比学校里那套老辣一些。
于是那天我带了刀,我记得很清楚,是一把弹簧水果刀。弹簧不太灵光了,有时候弹不出来,按了按钮,还要用手拽一下刀背边缘,将刀身拉出来。
我用它伤人那天,它就掉链子,没弹出来,以至于我脑袋上差点挨了一闷棍。
幸亏我激灵,一偏脑袋躲了过去,那一下可就结结实实砸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当时我就觉得一条胳膊脱了臼。
剧痛让我失去理智,我学着电影里人物的样子,满脸狰狞,嘶吼着,用牙齿叼着弹簧刀的刀背,终于将刀身扯了出来。
然后我就逮着带头欺负我的人,狠狠捅了几刀。
那是冬天,冬天最冷的时候。大家穿得厚极了,棉袄、毛衣、秋衣、背心……我用了很大力气。
那弹簧刀并不长,我很是怀疑,究竟有没有捅到他。
我一直以为他的惊呼不过是吓出来的。
直到第五天警察找上门来。
那混蛋受了伤,回家竟然不说,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纱布随便缠了几下。
直到四天后,他突然昏倒,被送进医院抢救室。
诊断结果是一侧肾脏受伤感染。
他被切除了一个肾。
我不确定是哪一侧的肾,上法庭之前,律师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,让我好好认错,争取得到对方谅解。
我的确记住了很多信息,诸如他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,他上头有四个姐姐,他的父亲是个残疾人,家里曾经穷到只有一条裤子,谁出门谁穿的程度。
她的四个姐姐还未满18岁便先后出嫁,为了给家里挣得一份彩礼。
他几乎就是靠姐姐们的彩礼养大的。
他受伤后,我的父母几乎拿出所有积蓄赔偿,也数次替我跪下求情。对方收钱的时候很干脆,但就是不肯松口说一句原谅我的话。
我能理解,真的。
因为就在我入狱的第三年,那个被我捅伤的人就死了。
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。
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,切除一个肾脏可不是闹着玩的,后续的保养、护理要是跟不上,很容易出问题。
原本,被判十几年,我是不服的,我太倒霉了,正好赶上一轮小严打。对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心理平衡了。
没让我一命抵一命,我应该庆幸。
入狱以后,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下,我很快学会了不去思考对错。我放下了对那件事的所有情绪,我得向前看。这是监狱生活以及出狱后漫长的适应期教会我的。
我18岁入狱,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。
将近而立之年。
我没朋友,只有家人。
很幸运,家人一直没放弃我。
一切都变了,父亲走了,我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,哥哥工作了,在外地娶妻生子。
能看出来,哥哥还是很在乎我的。
我出狱时,他特地提前请了假,带了老婆孩子回墨城,和母亲一起来监狱接我。
我很感谢哥哥,但也能看出来,我的嫂子忧心忡忡。
她对我这个服过刑的小叔子满是戒备,紧紧地抱着孩子,似乎生怕一个不小心,我就会抢了她的孩子去卖钱。
我出狱的第一顿饭,一家人吃得各怀心事。
我不忍心让大哥为难,趁着吃饭中途他出包厢抽烟的工夫,我们短短地聊了几句。
大哥说帮我联系了工作,我可以随时去他的城市。
是一份在建筑工地实习的工作。
别想歪了,不是搬砖。是去做监理助理,一边干点打杂的活儿,一边考建造相关的证,也算是条出路吧。
但我知道,这事儿嫂子准不同意,即便表面上同意了,心里也存着别扭。
我说让我在家呆几天,我想陪陪妈。
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,什么都没说。
我俩回到吃饭的包厢时,嫂子和我妈的脸色都不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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